Stingray's Space

致各位讀者們：

感謝您的收看！這個分享空間即將搬遷到新址去，預計在今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，這裡就會完全清空。

新的位址： http://stingraylien.blogspot.com，歡迎設定成為我的最愛。

其實，根據管理介面告訴我，有不少大陸同胞，透過百度搜尋引擎，找到我的這個地方來。今後歡迎舊雨新知，不吝指教。新的地方不會有這麼大一塊的廣告空間，使得版面看起來舒服；新的地方也可以加入許多的程式碼，使得版面的變化呈多樣化。而舊有的微軟分享空間，只能加入他們的元件，說真的：「自由度」不高。

我們在新地方相見囉！再說一次位置：

http://stingaylien.blogspot.com

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三十號，許信良打算闖關返台，甫成立的民進黨率領數千群眾到桃園機場接機，結果引發了群眾與軍警之間的衝突。當時官方所控制的電子媒體，附勢的平面媒體完全一面倒地報導「暴民攻擊警察」，可是卻有一捲流傳於選舉場子的影片，拍攝下當時衝突之中，誰才是真正的受害者....

拍攝這捲影片的人，他們自稱為綠色小組。從那個時候起，綠色小組就開始扛著攝影機，到各個不同的抗議場合，群眾運動場合，拍攝迥於一般媒體所敘述的真實。這也是在台灣社會運動史上，在台灣紀錄片發展史上，頭一次由人民拿著攝影機而提出不同的看法。

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六日，綠色小組的成員又集合在一起。這次，他們是為了保護這批珍貴的影像，決定成立「台灣綠色小組影像紀錄永續協會」，讓這批影像能夠產出知識，見證自一九八六年以來的台灣社會運動。我有幸在現場參與大會，也看見了綠色小組二十年的紀念日。

二十年了，當年的年輕小伙子，現在從事著不同的行業：導演、作家、社區總體營造、國會助理、記者...儘管他們的職業不同，他們的熱情與當年並無二致。他們大口抽菸，大口喝酒，大聲高論時政，但總是想起過去的美好時光，為實踐理想而衝峰陷陣。綠色小組當年所拍攝的VHS 錄影帶共有兩千隻之多，相當於一個小型的影像圖書館。目前這批帶子暫時放在台南藝術大學，首要的工作就是轉成DVCAM 以便永續保存，再來是數位化，使得社會研究者、紀錄片工作者能夠應用這批資料，可是，整個的經費，還缺六百萬.....

杯觥交錯中，過去的故事就自然地流洩出來了。左手邊的先生是過去把房子借給綠色小組當基地的人士，之後，那個地方又成為新潮流辦公室。「綠色小組不收租金，新潮流有收。」這位先生笑笑地說。旁邊那位高壯憨厚的先生，他過去所開的餐館是反對運動人士常聚集的地方，卻也看遍許多有頭有臉人士喝酒不買單，大搖大擺進出餐廳的惡行惡狀。也有人當年在街頭站在街頭第一線跟軍警對抗，卻也有「目前知名人士」當時候拍完照就落跑的故事....

故事太多了。對於他們而言，好像是昨天才發生的。也因此，他們感嘆於社會運動的後繼無人。當天在座的人士，最年輕的也是六十一年次，三十多歲了。二十年前，他們也都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，無所畏懼，不知道權威是什麼。有人說了一個故事：為了展示他的能力，他帶著女友去到工運會場，讓女友看看他向工人團體演說的實力。沒想到女友看完就要求分手，除非他離開這個圈子....

各位讀者應該猜得到故事的結果是什麼。對照到現在，現在二十幾歲的小夥子，會拋棄愛情與麵包去追求理想的，有幾人？

我是懷抱著「補修學分」的心態而去的。二十年前，我只懂得升學，懂得小情小愛。直到去上紀錄片的課，看見老師拿出「綠色小組」所拍的紀錄片，那生猛的程度不是中規中矩的媒體報導可以比擬的。到那時，我才知道，台灣有太多太多的事情，是我所不知道的。

謝謝綠色小組的前輩們給我這個機會目睹盛會，我想：這是我的一小步。還有很多很多的台灣歷史，等待我去看見...

我今天到邱大姐那裡寄快遞，邱大姐突然從伏案辦公，轉而抬起頭問我問題：

「Stingray，你以前是學什麼的？怎麼以前會在工程處當工程師？」

「資訊工程系。」這個答案幾乎是反射性的。

「那怎麼會對攝影有興趣？」

「也許是一開始就走錯行了吧。」我淡淡地說。

我想起一九八五年，選科系的那天。我原本想選的是新聞或是報業行政，不過父母親認為時機不宜，當時報社只有幾家：中時、聯合、自立、中央。父母親怕我日後找不到工作，他們的建議是日後可以找一個妥當的工作。所以，我去唸了電子科，我去唸了資訊工程系。一九八七年，台灣政治上解嚴，開放黨禁、報禁，出版業與報業得到一個全新的發展空間。而我一直到三十歲，我才去唸了電影系，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。

「邱大姐，你的小孩呢？他們在做什麼行業？」

「我有一個老大在銀行服務。」這種答案四平八穩，百分之九十九的父母都會提這樣的標準答案。

「這個....太正常了，我想聽有沒有特別的答案？」

「嗯...我的二兒子在甜甜圈公司當督導。」

「甜甜圈公司督導？這個好！這個好！」這個答案倒是我沒聽過的。

邱大姐嘴角一揚：「我的二兒子很特別喔！小學三年級開始，回外婆家就會自己拿鍋子煮番薯湯；小學六年級就會擺出一整桌完整的晚餐了！」邱大姐接著說：「他之後去念高雄餐旅學校，從中餐轉修烘焙。畢業之後進入甜甜圈公司當基層幹部，現在已經是督導了，全台灣的分店他都得去監督耶！」

我對邱大姐微微笑，點點頭。對於八零年代，要選行業的我們而言，我們的選擇的確不多：女生選護士、會計、商學、秘書；男生則是電子機械建築。那個年代的父母親也不知道「還有什麼事物會對子女比較好」，而現在，父母親多半會依著子女的選擇。可是，選擇變多了，年輕一代的毅力與勇氣，是變多了？還是變少了？

年輕一代關懷社會的熱情，是變多了？還是變少了？

 西元一八九五年的十二月，盧米埃兄弟在法國的一家咖啡館內放映了世界第一部電影《火車進站》，聽說那時候有很多觀眾奪門而出，深怕被火車撞到；二零零六年的十二月，有兩部一九七八年所拍攝的影片在我中壢的的家中重現。儘管我曾經在學校看過同學們的膠捲成品，但我想，是因為這影片的歷史感，這樣的影片放映更顯得令人神往。

我在家中的廚房架起了放映機，讓影像投射到別人家的牆上。  當然，這樣還是只有我家看得見；這兩部影片還是國家地理頻道的前身－國家地理學會，到大陸上拍攝的。我想：當時拍攝的目的，是為了讓美國人認識當時中國的樣貌吧。

兩部影片《China: An Emerging Giant》《China's Changing face》它們的風格差不多，但卻可以知道當時美國人最想知道的事情有哪些。例如住新人結婚住窯洞、學校教育、農村建設等等。在學校教育部份，影片中的小學生還在學針灸，北京大學的入門處 放置了毛澤東的雕像，學生在課堂上學習原子結構－你一定可以聯想到原子彈計畫。農村是這兩部影片中都很重視的部份，農人正在曬泥磚蓋房子，也有魚鷹替漁民銜魚；更有趣的是農民所組成的軍隊－他們在農地邊持槍練習刺槍術，完畢後再把槍像「三槍牌」的註冊商標一樣架在地上，然後直接下田工作。美國人可能覺得最稀奇的是蠶絲的製作過程，這段在三十分鐘的影片中就佔了四分多鐘。從養蠶吐絲到人工抽絲剝繭，到捲上紡織機，整段意圖呈現出中國大陸當時的經濟命脈－這樣的商品當然是希望銷到美國去。

另一段影片中則介紹了都市生活：幼兒園的小朋友，新蓋的公寓群、住在裡面的中產階級。找來拍攝的娃娃面容豐腴，中產階級家庭則擺滿了一桌子的菜餚，不像是「吃不飽、穿不暖」的樣子；不過，大家穿的衣服都沒什麼變化，大多是毛裝（不然說中山裝好了）。市區裡最常見的交通工具是腳踏車，汽車則是稀稀落落地經過。還有一段是介紹當時中國大陸的工業進步情形，有煉鋼廠，甚至有當時南京大橋建設到完工的影像。我在網路上查找資料，南京大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以後最長的鋼構橋，從鋼材料到設計施工，全部都是中國大陸自己來。這項重大的工程當然有其重大的政治意義，橋頭還豎起了政治意味濃重的銅像。

答答響的放映機停了，影片放映完畢，全場觀眾就我一人。回過神來，點亮日光燈，妻子在書桌前敲鍵盤；打開電視機，我確認現在是二零零六年，台灣正在進行北高市長選舉。在剛才放映的時間裡，我彷彿跌入了時光隧道，去了一趟七零年代末期的中國大陸，那時四人幫已被捕，鄧小平重新掌權，確立了改革開放的路線 。而我這樣一個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人，卻在三十年後看見了這些影像。我一直覺得，電影片傳遞了更多的「神韻」到達閱聽人的面前，你好像會覺得攝影師是昨天才拿去沖印廠沖片、印片的。

在片格轉動之間，我在時間與空間之中旅行。

從上回買了 16mm 放映機以後，我就開始到處尋找適合放的影片。結果，居然還能在 EBAY 上頭發現一千多筆「放膠捲」的影片！

一千多筆....這要怎麼挑才好？大部分的是迪士尼卡通、華納的卡通；少部分為劇情片，伍迪艾倫、星艦迷航記穿插其中，還有一部分是家庭影片，跟史蒂芬史匹柏九歲時在家拍的一樣；而絕大部分都是新聞片與紀錄片。

我想了想：我走收藏路線好了。我向一位住在阿拉巴馬州的賣家，標購得兩盤影片：《China: An Emerging Giant》，《China is changing face》一盤是美金一塊三，另一盤是美金六毛錢。兩部片的片長大約都是二十五分鐘。我對這樣的售價相當滿意，可是，加上運費，總價為美金六十六元！

賣家說他因為整理影片的關係，所以晚了一星期，用美國郵政寄出。那時候時間是十月二十四日，賣家還說，影片相當重，所以才會那麼貴。十一月七日，根據美國郵政的追蹤編號，貨物已經在加州離境－可是，到底是坐船還是坐飛機？

等等等，盼呀盼。賣家的網站交易上曾有過少許一兩筆紅字，這使我心情忐忑起來。賣家會不會騙我？我請賣家幫我到郵局問問，可是，一點消息也沒有－也許是因為賣得太便宜，賣家懶得動；也或許是他住的地方像是《斷背山》一樣的地方，離郵局有一段距離。在這段等待的日子裡，我問過中華郵政，他們說還沒收到；我也試圖聯絡美國郵政，可是美國郵政的電話是免付費的，反而禁止外國電話進來。就這樣，在抓瞎與未知之間，度過等待時光。我甚至不知道影片何時會到...

今天中午，十一月二十九號，公司總機小姐說有一個沉甸甸的包裹要給我，我想，那就是了！我把影片抱著，心滿意足地回辦公室，然後，向全辦公室的人展示我的戰利品。今天，我應該提前下班的。

根據片盒上的標籤，這原先應該是當地圖書館的收藏影片，也許是因為沒地方放的緣故，所以才會跑到太平洋的另一端，輾轉到了我手上。既然放映機也有了，影片也有了，接下來，就是要把這兩捲有聲影片掛在我的放映機上測試。

影片還沒掛上放映機，它們是否合得來？

我的放映機還沒經過測試，放映測試到底會不會成功？

本人花錢去買這些玩意兒，本人的太太甘會心痛？

請看最新連續劇：再~生~電~影~片....片片片.......

國三那一年，感冒引起鼻子毛病，繼而因為擤鼻涕，造成耳朵受傷。此後，中耳炎就不定期地拜訪我的左耳。

最近，「它」又來拜訪我，好像是跟我洗澡的時候耳朵進水有關。我的耳朵會分泌出有味道的分泌物，醫生說，這是慢性中耳炎，可能要花更大的時間治療。醫生給我一罐耳滴的小瓶子，說是要把藥水滴進耳朵，每日四次。

回家後，我側躺在沙發上，在我的左耳中滴進兩滴藥水。藥水盈滿耳道，深入中耳，一時之間，我的聽力忽然降低許多；再加上右耳貼著沙發，忽然間，我覺得我進入了一個靜默無聲的世界.....

我覺得吵雜的世界離我很遠.....

妻子打掃的聲音，好像離我數十公尺遠.....

電視上的劇情有槍戰，但是我卻聽不見槍聲...

我一個人在客廳的沙發上側臥。世界變得安靜。

五分鐘過後，我得要起身。剛剛的藥水開始從左耳洩出。週遭的聲音又回到我身邊。很快地，我確認我是這世界的一份子。

每日要滴四次耳朵....那就表示，每天我會有四次五到八分鐘不等的時間，我可以享受一個人的世界。

中國時報報導：作家陳映真，在北京二度中風，於加護病房中昏迷不醒；隔日聯合報報導：陳映真已經甦醒，只是身體微弱。中國時報的報導篇幅比較大，聯合報的報導只有一小方塊而已。

陳映真的時代，過去了嗎 ？還是說陳映真的年代根本不曾發生過？不，不會的。

一九八五年，天下雜誌剛創刊不久，黨外雜誌放在書店的角落，《影響》電影雜誌尚未創刊，《第三波》電腦雜誌放在書店架上顯眼的位置，下頭放著青文出版社的「小叮噹」。那時的我剛上專科一年級，我會去書店翻閱《小叮噹》、《讀者文摘》、《第三波》，可是卻有另一本雜誌，用滿版的照片吸引我－當然，那時的《光華》畫報是彩色的，唯獨這本雜誌是黑白的。這也可能是台灣唯二最早用「看圖說故事」的雜誌，而這本只採用的黑白照片的雜誌，是如此地懾人...

這本黑白照片為主的雜誌，就是《人間》。《人間》雜誌用照片訴說著中下階層的處境，環境的汙染、老兵、原住民、女工的生活。如果你把《光華畫報》與《人間》並陳閱讀，你會很難相信兩本雜誌說的是同一個地方。如果說《光華畫報》是官方的，歡樂的，歌頌經濟成長人民富裕的，那麼《人間》就是鄉土的、控訴的、真實呈現經濟成長背後的犧牲者。也因為《人間》的緣故，台灣出現了紀實攝影師，出現了紀錄片工作者，出現了報導文學：關曉榮、張照堂、藍博洲、盧思岳、鍾喬、廖嘉展...《人間》在二十年前埋下了關懷鄉土的種子，在今天開花結果。

《人間》雜誌的創辦者，就是陳映真。這位土生於苗栗竹南，土長於台北鶯歌的作家，是極少數「還活著的台灣馬克思主義者」。先不論其政治立場，他的小說永遠像是電力不減的手電筒，以微弱的燈光照射在戰爭下的人們、資本主義下動彈不得的人們、歷史下認同流動的人們。認識陳映真，其實是從他的最新小說《忠孝公園》開始的。陳映真以本省、外省的兩個老年人在忠孝公園運動開始，牽引出兩個人的生命史。本省老先生曾被日本人送去南洋當軍伕；外省老先生則是在「偽滿洲國」做過官，跟日本人合作無間。這兩人都曾為日本人工作過，對待日本的態度以及在台灣對政黨的認同，卻完全地不同。小說中以文字建構出動盪的中國大陸、戰亂的南洋，不安的台灣海峽。

故事的結尾設定在兩千年總統大選之後。外省老先生因為國民黨失去政權，等同於失去庇蔭而自殺，本省老先生因為要不到日本的軍郵儲金、戰時軍餉，突然不知道自己當年為何而戰，為誰而戰；政黨輪替後的政府要求他們不要向日本催討，以免影響新政府與日本的關係....

這就是陳映真。一個用故事講理念的陳映真。 我有幸在 2004 年的夏潮文學營見到陳映真。他對韓國的學運、工運侃侃而談，也對日本的共產黨、左派知之甚深。我曾經想要拿他的小說《上班族的一日》來改編成我的畢業製作，因為，那篇小說，總讓我想起自己。

最後一次看見陳映真發表文章，是上回他對大陸《冰點》停刊事件，回應龍應台的批評。他從不掩飾他對西方文明影響中國的厭惡，也從不隱瞞他反美親中的立場。在他的眼中，龍應台只是用西方的觀點看中國罷了。他的觀點並不稀奇，稀奇的是，一個人從小到大，歷經區域政治、歷史的轉變，即便他眼中「社會主義中國」也已經「走資」，他心中仍有一個社會主義的烏托邦。

陳映真到中國大陸就醫，多少免不了是政治立場的影響。可是，我們不能夠忘記那個打過鄉土文學論戰的陳映真，辦過《人間》雜誌的陳映真，終身追求一個理想世界的陳映真。

 

 

我在拍賣網站上閒逛，一個「大玩具」吸引了我的目光。

那是一部十六釐米電影放映機，看起來好像跟我的年紀不相上下。賣家說，他是個玩唱盤音響的玩家，喜歡收藏古董電氣設備。這部放映機是他幾個月以前買進來的，但是他不會使用；不過，插上電還能動。只是他沒有放映用的片盤，甚至影片。

我倒是有一捲「影片」：大四升大五時，我參加柯達的攝影研習營，在阿榮片廠所拍攝的測試。現在，賣家賣得便宜；如果我真的想要這部機器的話，還得先找到放映用的片盤。因此，得要打電話：

謝老大、電影系、台北影業、現代影業.......最後，在大都沖印找到片盤。這不禁令我想起木蘭辭：「東市買駿馬，西市買鞍韀，南市買轡頭，北市買長鞭」。接下來，就是約好賣家，現場測試一番。

我在賣家的地下室倉庫內，把這部機器抱了出來。當我開啟箱子，撐起前後兩個片盤支架時，你無法想像我的興奮程度！片盤支架是厚實的鑄鐵製成，難怪機器到今天還能運作，不是沒有原因的。接著掛上我的「影片」作測試，在一番折騰之後，我學會了讓影片"Forward"， "Reverse"，還有調整影片過機器的鬆緊度。只不過，燈光偏黃。當「台北影業」四個字清楚地投射在牆上時，儘管顏色不對勁，我當時樂死了......

我趕忙地把機器抱回家，想要「獻寶」給老婆大人看。桌子擺好，機器打開來，片盤支架撐起，把片子掛起來，放給老婆看。大約過了兩分鐘之後，我才發現很糗很糗的事情－

那.....捲.....「影....片」.....是....底....片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 

嗨！親愛的大陸同仁，歡迎你們到台灣出差。

星期六下午四點多，我到中正機場－噢，不，現在叫做桃園國際機場了。我去接你，你只能在台灣待七天：這個星期六來到，下星期六就得走。你對台灣的第一印象，是二號國道的綠化，還有就是台灣的景觀，其實跟大陸其他大城市的景觀是一致的，並沒有什麼不同。我們在禮貌性的寒暄之後，展開了第一類接觸。

你是一九七四年生，父母都是農民。想必你的成長過程一路順遂，今天你才能來台灣。為了怕你浪費了星期六晚上的時間，我跟內人談好，我們帶你出去遊車河，滿足你想像中的台北。

你在脖子上掛了一部相機，十足像個觀光客。我想，如果要提起對台灣的印象，大概就是一零一大樓了。我們決定開國道三號上台北去，那時已經是晚上八點鐘了。我們在車上談了許多事情，算是交換意見吧。我說我很想去看天津天橋的把戲，或是一九三七年以前的上海灘是什麼樣子。因為，那是一個城市最獨一無二的之處；只可惜你告訴我，天橋早就沒了，上海灘也失去了原貌。你說你喜歡看見建築物上頭帶著文化色彩，我就提起一零一大樓，每十層樓有一個雲飾，四面有錢幣的圖騰。我們談起了文化活動，我說去年底才到「孫文紀念館」看了舞台劇《茶館》，這裡面提及了在大陸上的國民黨有多麼腐敗。你立刻回應說，現在在大陸上，公園內罵共產黨，沒人會理你。「這麼大一個國家，沒有問題是不可能的。」

你也認同多黨政治或兩黨制的政治體制。「瞧瞧美國，他們簡直就是在一無所有的『空地』上發展出來的國家，連州界都畫得筆直，所以建立民主國家比較快。」我同意你對歷史的闡述。「中國大陸不同，中國是揹著沉重歷史往前行的國家，每個省的界線是曲折的。」我同意。「要想在大陸上建立多黨政治，恐怕還得等上一百年。因為，要是現在開放，恐怕一夜之間，會多出一百個政黨。這對國家發展是不利的。」

我們開始有了意見的分歧，我沒有告訴你。

我們還提到了西藏觀光，然後提到了達賴喇嘛。你說是因為西藏動亂，解放軍才開進西藏的。「只要達賴喊聲『放棄西藏獨立』，隨時都可以回西藏。」但可能你不知道，一九五零年代，達賴與毛澤東談妥十七條自治協定，沒多久解放軍就開進了西藏，自治是玩假的。我們也提及最近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的維吾爾族女性熱比婭，她在改革開放後經商致富，卻意識到維吾爾族的文化歷史，學校都不教，她轉而支持維吾爾族的女權，甚至是新疆獨立。你卻說她經商致富時，一定有一些見不得光的事情。熱比婭現在流亡美國，繼續推動她認為對的事情。

我們逛了信義計畫區的誠品書店，開車經過了國父紀念館，甚至到總統府面前，看倒扁靜坐。景福門繞了兩圈，你沒有說什麼，倒是拍了不少照片。你說是最近才認識施明德，我查了一下「中華民國淪陷地區」中央電視台的報導，可能你只知道施是民進黨前主席，不曉得你知不知道，施明德曾因台獨案坐了二十五年的牢。你開始問起如何界定「泛藍」跟「泛綠」，並且直覺地說，台灣贊成獨立的人，其實是少數.....

是的，台灣贊成獨立的人，雖是少數，但絕大多數的人都贊成「不想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」。正如你所說的，中華人民共和國要實施多黨政治，恐怕還要百年。你說不認同這個「國家」的人就離開吧，所以法輪功、民運人士都在美國，回不了家。我只能說，教育使你們把「國家」與「政權」搞混了。他們肯定認同國家，但否定統治的政權。我只能說：也許你們不知道「自由」可以到達什麼樣的程度。

當然，我知道：絕大多數大陸同胞的想法都跟你一致。你不允許有任何「分裂中國」的想法，社會一切以安定為考量。個人的權益遠低於群體利益，你也忘了天津土話怎麼說，你是從一個「一元化」的社會而來，也許你不知道「多元化」對社會所帶來的動力與進步。在你眼中，「大陸跟台灣沒什麼不同，只要認同『一個中國』，什麼都好談。」這句話聽來刺耳，但我想：還是請你來台灣後，多聽多看吧。表象上，可能大陸上的經濟成就已經能與台灣平起平坐，但是法制、民主、開放性，我認為差別還是很大。

親愛的大陸同仁，歡迎你們到台灣出差。

 

星期天是豐年祭舉行的日子。可是舉行的時間到了，廣場上的人卻湊不齊。因為，部落裡面有許多人，要先上教堂再參加豐年祭。基督教滲入部落已經有好長的歷史，感覺上，好像耶穌比祖靈重要似的。

小學的籃球場上，穿著阿美族傳統服飾的青少年還在打籃球，Budu 忙著趕他們到聚會所集合。在那群青少年看不見的地方，Budu 搖了搖頭。 Budu 別難過！這只是暫時的，等到他們長大後，自然就懂了。

Milisin（豐年祭）開始，由領唱人帶領族人開始跳舞，這時我才知道，原來《檳榔兄弟》專輯中的大部分歌曲，都是豐年祭上會唱的歌！我問了Budu 一個「白目」的問題：「怎麼沒有樂器伴奏？」

「這才是最原始的！以前也沒有麥克風！」

豐年祭是族人們排列成一個螺旋紋，載歌載舞。年長的會排在最前頭，年幼者則在這個隊列的最末端。當我在隊伍中穿梭獵取鏡頭時，感覺真棒！這樣雄壯的聲音是發自內心的，是不同於行軍答數，不同於國慶日呼口號，不同於萬人集會的選舉場合。

我在其中發現兩、三位小朋友唱得最大聲，急忙將攝影機對著他們。那一刻，我有種「後繼有人」的欣慰感。加油吧！小朋友，叔叔希望每年都見到你們在豐年祭中大聲唱歌，希望你們快快樂樂地長大。當你們年年都在豐年祭中大聲唱歌，這個部落的文化才有傳承下去的可能性。